的事，高第十月的时候难道能够未卜先知？

　　再看第二条，高第得知后金有抢犯明朝粮食的企图是什么时候呢？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初六日，辽东经略高第奏报：“奴贼希觊右屯粮食，约于正月十五前后渡河。”（《熹宗实录》）这条记载****大佬同样也引用了。但是他通过混淆叙述顺序，使得粗心的读者往往会忽视这里面时间顺序上的绝大破绽。六年正月高第才正式上报后金有要来抢粮食的企图，前一年十月的时候****大佬居然就能胡说“面对当时的形势，针对后金有抢犯明朝粮食的企图，高第在获得准确情报的情况下决心‘坚壁清野’”，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大佬的结论是，高第的撤退是“在据实研判以后形成的果断决策”，据的什么“实”？在天启五年十月的时候，据天启六年正月的“实”！如果事实真的是如此的话，****大佬称之为果断决策实在是太辱没高第的能力了，完全应该称之为神来之笔才对。

　　那么，十月的时候，导致高第下决心关外全面弃防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周文郁的《边事小纪》是这么说的，“公行后，中枢高公第以柳河之故，下檄马帅，令撤锦右宁前之兵，弃关外四百里。”此外，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里也有同样的记载，“（六年正月）兵部题，奴哨松山，则宁远近矣。前因柳河之败，旧镇仓皇撤防，右屯大凌止供哨将憩息，不为信地。今所急者，宁远也。”高第的撤退绝对不是因为明鉴万里的提前估计到了后金的进军，而是因为“柳河之败”。保守的高第生怕重蹈孙承宗因柳河之败而丢官的覆辙，因此一力想要放弃关外所有国土，把大军都撤进山海关，希望依靠山海关的守御能力最大可能的避免军事失败，进而不惜抛弃孙承宗耗费四年心血所光复的四百里国土，不惜遗弃关外几十万百姓。

　　其次，袁崇焕和金启倧的官职与职权范围。在《明史袁崇焕传》中的这段记载里，袁崇焕说，“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因此，很多人把袁崇焕此事的官职理解为“宁前道”。实际上，这个说法并不精确，袁崇焕此句里的“宁前道”不过是一个简称，此时他完整的官职名称是“宁前道兵备佥事”，《国榷》中记载为“宁前道副使”，近似表达了这个官职的实际地位。“宁前”指的是宁远和前屯，因此袁崇焕实际的官职就是宁远到前屯这段地区主管军事的一个副职。除了宁前道之外，此时的辽东镇还有锦州道。锦州、右屯、大凌河都属于锦州道，即都不属于袁崇焕的管辖范围。所以袁崇焕就算反对高第撤退，但是也只能在宁前范围内用“县官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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