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临时增发激励士气的内帑（皇帝发私房钱****自然有益士气），以及将领官员的薪资等。在毛文龙的塘报中，可以看到天启五年东江收到的款项清单有“天启五年收鸿胪寺序班曹惟信解到户部凑处库银五万两；委官文土铭同百户孙安国解到京库找发银一万两，并拔登银一万三千三百八十两九钱三分九毫八丝四忽，辽官月禀登京库银八千两；咨拨登抚节省银八千两；金吾卫千户郝国儒解到帑银九万三千九百七十七两，并先收过都司许武元在京动支买解到绸缎布匹等物银六千零二十二两，鸿胪寺序班李模解到借支太仆寺马价银五万两；司礼监太监****政等资到钦赏银四万两；津登委官俞明等解运到杂粮一十四万七千三百七十八石四斗，布一万七千八百九十四匹……”其中“咨拨登抚节省银八千两；金吾卫千户郝国儒解到帑银九万三千九百七十七两，并先收过都司许武元在京动支买解到绸缎布匹等物银六千零二十二两，鸿胪寺序班李模解到借支太仆寺马价银五万两；司礼监太监****政等资到钦赏银四万两；”这几笔，都是常规粮饷外的增发。东江镇年饷四十万，仅天启五年收到的额外款项就有近二十万，可见袁崇焕属下年饷410万的四镇，一年额外收到70万也是在常理之中的。

　　另外，还应当注意到一个细节，崇祯元年八月仅山海关和辽东两镇，就有士兵13万3千多；次年六月袁崇焕杀了毛文龙后，整编东江军队是2万8千。如果单单把这两个数字加起来，就已经超过了15万3千的总数了，难道天津和登莱驻扎的士兵是负数？其实，这是因为袁崇焕上任后，遵照崇祯旨意，在所辖地区执行了精兵汰将的兵制调整。考虑到这个因素，袁崇焕刚上任的前几个月，需要发饷的士兵总数就不止万，因此，这一年来，四镇额定发放的粮饷总数也应当要大于410万，即额外收到是不到70万的，这个数字还要更小。而在这个更小的数字里，姑且算它是50万吧，就包括了买马、筑城、督造装备、赏功、官员将领薪酬等各项开支。对比一下王在晋在天启二年提出的山海关筑重城计划需要的100万预算，很明显，袁崇焕一年的开销一点都不过分，因此《明史》如此记载“减旧一百二十余万。帝嘉奖之。”

　　顺便用另一项记载略作比较，天启七年十一月，总督仓场户部尚书苏茂相言：『京军岁放三百馀万石，今京、通二仓米止百二十六万九千五百七十三石，目前犹以旧积支吾，後将何继！锦衣卫官於万历间仅一万七千七百六十馀人，逆璫增积，见在三万六千三百六十馀人，多支米二十七万有奇。文思院匠官册七百五十三人，今增补，见在三千二百八十八人，多支米三万馀石：乞查覈』！上从之。（《崇祯实录》）

　　这段记载写明，京营每年发放300余万石军饷。这里既然用了“石”这个单位，显然只是粮食，即本色。也许由于户部银根短缺，京营是用粮食代银子发的军饷，毛文龙在塘报中也说过旅顺的军饷他就是这样发放的。但是不管怎样，京营的年饷至少是300万以上，似乎也就可以作为一个旁证了。

　　关于袁崇焕的军饷，还有一个很出名的数字就是120万内帑。在崇祯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宁远兵变后，袁崇焕虽然凭一己之力将之平定，但十月初一锦州也发生哗变。袁崇焕向朝廷请响－－积欠74万＋马价银、抚赏银四万再加上8、9月分的共120万，袁崇焕的确请了而且是在一般官员来看非常唐突的请“内帑”，但关键是袁崇焕到手的是30万！－－出在《崇祯长编》卷14和《国榷》卷89关于崇祯元年十月己丑的记述，且在《烈皇小识》卷1里崇祯还是撂了狠话的！

　　但是很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将“请饷”混淆成“得饷”，称袁崇焕在480万军饷外还得了120万内帑——而真实的30万内帑应当是一并计算在480万这个总数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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