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它在实际上破坏了熊廷弼的“三方布置之策”，这是无庸置疑的。事后，王化贞曾扬言：“不必筹登莱水师也，有皮岛毛文龙在，”[28]其针对性也是很清楚的。难怪熊廷弼愤愤不平地上疏陈说：“臣初三方布置，必兵马器械舟车蒭茭无一不备，而后尅期齐举，进足战，退亦足守。今临事中乱，枢臣主谋于中，抚臣决策于外”，“臣有经略名而无其实，辽左事听枢臣抚臣共为之。”[29]熊氏的斗争矛头，虽说是指向张鹤鸣、王化贞，但毛文龙对于这一事件是难辞其咎的；对其后王化贞的广宁师溃也不无影响。由此可见，毛文龙的东江之役，对当时整个抗清战局来说，是弊而不是利，是过而不是功。

　　其次，关于毛文龙在东江牵制后金的问题，看来也应该打上个问号。《明史》就曾经明确指出：“顾文龙所居东江，形势虽足牵制，其人本无大略，往辄败衄。”[30]这种只肯定东江其地而否定文龙其人的分析，我认为是相当辩证的和客观的。事实上朝中确有不少官员，早已对毛文龙的牵制作用表示怀疑，并不断提出质问。天启六年，兵科薛国观就指出过：“今岁正月，敌倾巢入犯，虽稍挫凶锋，而攻围屠掠逍遥内地者直二十余日，迨班师而东，操演沈阳，复图再至，文龙一似不知有牵制者。”[31]崇祯元年，兵部尚书阎鸣泰也认为文龙之牵制，“终属虚着”，从而提出了移镇的动议。[32]工科给事中潘士闻更指劾毛文龙说：“故智将动有成算，勇将所向无敌，未有翱翔海上八年，未复一城一池而可以言智；敌来深慝穷岛，敌去仍言牵制而可以言勇。”[33]山东总兵杨国栋曾列举文龙十大罪，其中第二条是：“设文龙于海外，原为牵制不敢西向也，数次过河，屡犯宁锦，全不知觉，牵制安在？！”[34]如果说，对明朝官员上述弹劾疑有党争成见的话；那么，十分熟悉毛文龙内情的朝鲜，他们的看法当可作为佐证。早在文龙入据东江不久，朝鲜备边司即上启说：“毛将所为，不思甚矣。贼冲宣川，不过数百骑，曾不发一只箭，骈首就戮，有同群羊之见猛虎，其无胆勇，据此可想。为今计莫若藏踪秘迹，使虏不得窥觇去留。”[35]当时毛文龙连藏身之所尚且不得安稳，那里谈得上牵制。其后的情况，也并不见得有什么根本的好转，天启三年六月，柳公亮自毛营还，向朝鲜国王李倧汇报说：“以其兵力观之，似无剿胡之势。张晚去时结阵以见之，而军皆疲劣。虽或见小利而动，恐难举大事耳。”[36]直到文龙被诛的崇祯二年，特进官李景稷仍然说：“毛之军势疲甚，其意只欲安座岛中，享其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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