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央，而众报仇于都下。二子则求仁得仁，诸士则舍生取义。虽事之大小不同，然其所以重君臣之义则一也。

　　用赤穗四十七武士的行为，类比于孤竹国的二子，就是伯夷叔齐。不过取的典故不是饿死，而是取伯夷叔齐持剑挡住八百诸侯的另一个典故。

　　故而认为报仇的那些人，是义士。

　　大一统背景之下的君，只能有一个君。

　　可封建制下，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我家臣的家臣不是我的家臣，“君”这个概念就多了去了，用大一统“一君”的朱子学，来解释“封建多君”的日本，这就很矛盾。

　　礼大于法？还是法大于礼？

　　君臣之礼，在封建制下，朝廷和藩主的命令相悖，藩下武士是听藩主的？还是听朝廷的？

　　古学派的荻生徂徕则认为，浅野长矩无能，当时没砍死吉良义央，而且完全没理由地砍人。这本身就是不义的。

　　他们的家臣，求为主君报仇的小义，实际上就是主君大不义的延续。以小义而谋大不义，不能称之为义士。

　　荻生徂徕说自己是古儒一派，但就这件事上来看，分明是法家刑名之学那一套的东西居多。

　　但不管怎么说，朱子学和古学派的这两种意见，算是主流。

　　而太宰春台，则是把他们贬斥的一文不值。

　　他认为，这47个武士，从其作为来看，根本也不是为了义。

　　而是因为撤藩之后，衣食无着，从食禄生活变成去打工，心里压抑着诸多不满，这本身是个经济问题。

　　明明是求利，非要说求义。

　　真正的义是怎么样？

　　你们要真认为处置不公的是幕府，又不是吉良义央，你们只敢找软柿子捏。

　　当初就不该开赤穗城的城门，幕府来接手，就是不给，直接开战，死战到底，与城共存亡。这才是义。这才是春秋之义，你看吴起死前之计，墨家为阳城君守城是怎么做的？那才叫义，君主之令叫开城门，那也不好使。

　　或者直接起兵，三百家臣突袭江户，当街格杀吉良义央，然后再自杀，可谓求仁得仁，亦可谓之义也。

　　结果呢，你们当初开门献城那么顺从，之后生活穷困，生出不满，心里憋气，又去刺杀。

　　杀完之后，又不跑，也不自杀，等着幕府来抓。

　　不就是觉得你们拿住了舆论道德的制高点，事发后各种求关注，觉得幕府能宽恕你们，这样既泄了愤、又博了名吗？

　　这完全就是假借大义、求利而言义、心存侥幸、追名逐利，这也好意思叫义士？

　　而且这完全就是受了山鹿素行的“伪儒学”的影响，里面权谋、算计太多。当初幕府也是穷，要是多给那些家臣万把两银子，也就没这事了。

　　当初一开始只是想请求“复藩”、“平反”，到处托关系找人，但手里不宽裕，这事儿最后没办成，才有很多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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