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例，“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20]难怪皇太极复书诘责说：“尔口言修好，乃发哨卒入我境，收纳逃亡，修葺城堡，是尔言之不由中也。”[21]这种议款既有利于我，何乐不为，又何罪之有？！

　　第五，诸史曾指责袁崇焕提出“五年平辽”，只不过是“聊慰上意”的、毫无把握的诺言，最后不得不为讲款而擅杀毛文龙。但从上面提到的情况看，袁崇焕对于辽事是心中有数的，他前后两次出关，都是按既定方略埋头苦干，即使是在诸多掣肘的情况下，仍然干出了越来越显著的成效。程本直在《漩声纪》中有一段话说得好：“崇焕自任复辽者五年也。戊辰之秋，己巳之冬，仅期也。……复辽而必以兵与马也，辽之兵业何如兵，辽之马业何如马也，即敌之避辽而趋蓟也，复避蓟而趋京也。敌之畏辽之兵之马也，昭然也。浸假而进乎五年也，其兵其马当复何如也。……崇焕不必若是其亟亟也”。梁启超也曾评论说：“使督师能久其位而行其志，其成就亦安止此。”[22]我认为这些分析与评论是中肯的。所谓袁崇焕为讲款而擅杀大帅的说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因而是经不起推敲的。

　　二、关于毛文龙的“抗清”

　　有些学者之所以对袁崇焕斩帅持否定的态度，无非是说毛文龙开辟东江、牵制后金有功。下面，仅就这两点作些辨析。

　　天启元年八月，毛文龙乘虚袭据东江，这对抗清是利是弊？当时就很有争议。辽抚王化贞、本兵张鹤鸣对此诩为奇功，大事张扬；而辽东经略熊廷弼则认为：“三方兵力未集，文龙发之太早，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计，”[23]责之为奇祸；首辅叶向高则说：“功虽难言，罪于何有？”[24]其实，叶是化贞座主，他的话明似折中，实暗右化贞。因为熊廷弼在复任经略之初，即上“三方布置之策”：广宁用马步兵，列垒河上，以辍奴兵；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乘虚入南卫，使奴兵反顾；经略座镇山海，节制三方，统一调度，[25]接着又上疏：“三方建置，须联络朝鲜，……我兵与丽兵相倚，与登莱音息时通，斯于援助有济。”[26]这些决策均已禀明朝上，获得允准，叶、张、王等人对此当然是清楚的。熊廷弼为此还专门警戒过王化贞，勿轻战示瑕，待各方布置就绪，“一举复辽”。然而，正当熊廷弼与所司筹议兵饷之际，毛文龙却在“朝鲜联络未成，江淮召募未旋，水兵望洋未渡，千里孤悬，鞭难及腹”[27]的情况下，奉王化贞之命，抢先袭取镇江。当时河南道御史何荐可就指斥此役“如小儿做戏”。不管毛文龙在主观上是否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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